# 明代士大夫对商人的看法
在明代，士大夫阶层对商人的看法呈现出多元态势。

部分士大夫对商人持有负面看法。传统观念中，“士农工商”的社会阶层排序，使商人处于底层。士大夫张瀚在《松窗梦语》中提到：“良贾何负闳儒，其不能者，则一切市井之徒耳。”虽肯定了优秀商人不逊色于大儒，但也暗示多数商人地位不高。这种负面看法源于社会阶层差异，士大夫以科举入仕，追求道德学问与仕途荣耀，而商人逐利的行为被视为短视和低俗。如李梦阳就曾对商人多有轻视，认为他们满身铜臭，破坏了社会的道德风气。

然而，也有一些士大夫对商人有较为正面的观点。晚明的一些士大夫看到商业发展对社会的积极作用。比如王士性在《广志绎》中说：“杭俗儇巧繁华，恶拘检而乐游旷，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，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，然皆勤劬自食其力耳。”他看到杭州百姓虽喜好繁华游乐，但多勤劳自食其力，其中不乏商人。这反映出部分士大夫开始认识到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，不再一味贬低。

中立态度的看法也存在。一些士大夫关注的是商人的行为本身，而非其身份。如归有光在看待商业活动时，既不盲目赞扬，也不刻意批判。他认为商业活动只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道德，就是合理的。

这些看法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社会阶层差异是重要因素，士大夫与商人处于不同阶层，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不同。传统观念影响深远，“重农抑商”思想长期存在，束缚着士大夫对商人的认知。但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商业繁荣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，一些士大夫开始重新审视商人，从而出现了不同的观点。

# 明代士大夫对商业的态度
明代士大夫对商业活动的态度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，并非单一的支持或反对。

从经济因素来看，明代商品经济蓬勃发展，城市繁荣，商业活动日益频繁。一些士大夫敏锐地意识到商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。例如，张居正推行的改革中，就一定程度上认可商业发展对增加财政收入的意义。商业的繁荣使得城市兴起，市民阶层壮大，这为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，也促使部分士大夫对商业持较为包容的态度。

政治上，明朝政府虽然仍秉持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，但随着商业影响力的扩大，部分士大夫开始在政策制定中为商业争取一定空间。比如，一些地方官员在税收政策上进行调整，以促进本地商业的发展，这背后离不开当地士大夫的建言献策。

文化方面，阳明心学的兴起强调个体的自我实现和经世致用，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。部分士大夫受此影响，不再将商业视为洪水猛兽。像李贽就对商人的逐利行为给予了一定肯定，认为商人也有其值得尊重之处。

在商业政策方面，一些士大夫主张减轻商业赋税，简化商业交易流程。例如，某些地区的士大夫推动当地政府减少对商业活动的不必要干预，促进了商业的自由发展。在商业发展表现上，士大夫自身也积极参与商业活动。有的士大夫家族通过经营商业积累财富，同时也将商业资本投入到文化教育等领域，实现了商业与文化的良性互动。如徽商群体中就有不少士大夫家族成员，他们在商业经营中秉持儒家理念，注重商业信誉，推动了徽商的繁荣。总之，明代士大夫对商业的态度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下，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态势，对明代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。

# 明代士大夫“商人-商业”观的影响
明代士大夫的“商人-商业”观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在社会经济方面，士大夫对商业态度不一。部分支持商业发展的观念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流通与市场繁荣。如一些开明士大夫鼓励商业活动，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，新兴商业城镇兴起，市民阶层壮大。然而，传统“重农抑商”观念仍有强大影响力，限制了商业进一步拓展，商业资本难以大规模转化为产业资本，制约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充分发展。

文化上，士大夫的观念影响着社会风气。一些士大夫与商人交往频繁，促进了文化交流，市民文化蓬勃发展，文学作品中对商业活动和商人形象的描绘增多。但传统等级观念下，商人地位仍难与士大夫相比，文化上商人子弟难入仕途等限制，影响了商业文化更深入发展。

从历史发展脉络看，明代前期，传统“重农抑商”观念主导，士大夫对商业多有轻视。中期后，商品经济发展促使部分士大夫观念转变，开始关注商业，为商业发展提供一定支持。后期，尽管仍有保守士大夫坚守旧观念，但新思想不断冲击，商业发展环境有所改善。

对后世而言，明代士大夫“商人-商业”观的启示在于，观念的转变需顺应经济发展潮流。在现代社会，应摒弃偏见，重视商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，营造良好商业文化氛围。同时，要吸取历史教训，避免不合理观念阻碍商业创新与经济转型。正确看待商业与其他产业关系，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，为社会进步提供有力支撑。